达赖喇嘛退休不是垂帘听政

作者：胡平
来源：《北京之春》网络版


今年3月，达赖喇嘛正式宣布退休，即不再担任政治领导职责。我们知道，自2001年民选首席部长以来，达赖喇嘛便处于半退休状态，除了在一些文件象征性的批示之外，全部实权都交给首席部长，形同虚位总统。现在则是交出全部世俗权力。

达赖喇嘛这一宣布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藏人在民主化上的重大推进，是政教的彻底分离。意义十分深远。

中国政府说这是“欺骗国际的把戏”。这种指责毫无道理，因为达赖喇嘛的退休不但见之于公开的宣示，而且还体现在有关规章制度的改革与权力的实际运作。中国政府提出这样的指责，要么是故意诬陷，要么就是想起了自家的故事，想起了当年邓小平的退休，以为人家达赖喇嘛的退休也和他们的邓小平退休一样，只是场骗局而已。

有人分析说，退休后的达赖喇嘛在政治上仍然是藏人的最高领袖；只不过他从幕前退到幕后，以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领导藏人。

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准确。首先，对所谓垂帘听政，有必要先解释几句。

现在人们一谈起垂帘听政，往往把它当成一套潜规则。其实，垂帘听政本来是一套明规则。垂帘听政是中国古代，因为皇帝有病或年幼，而由皇后或太后临朝，代为执政的制度；因古时男女有别，须在殿上用帘子遮隔，故得名。

在这里，皇后或太后代为执政是公开的，人所共知的，名正言顺的。这和我们现在说的垂帘听政很不一样。

譬如在八九民运期间，人们说邓小平垂帘听政，那不仅仅是说，赵紫阳虽然是总书记，名义上是第一把手，但实际上，按照中央的一个内部决定，遇到大事还是要听邓小平的；而且还是说这种关系是不公开的，是秘而不宣的。赵紫阳无非是在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把这件事说出来了，就引起邓小平等一班保守派震怒。可见这和古代的垂帘听政并不是一回事。

现在我们说垂帘听政，常常是指某人不在其位，也没有任何公开的乃至于秘密的协定，实际上却手握大权；在其位者反而要受制于他。

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垂帘听政，只能发生在权力缺少明确规范，其运作缺少透明度，其来源不是选民的专制制度。在民主制下不可能出现垂帘听政。流亡藏人既然已经采用了民主制，所以，退休后的达赖喇嘛不可能垂帘听政。

这当然不是说，达赖喇嘛退休后在政治上就没有影响力了。我相信，退休后的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对藏人仍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里，我们务必要把影响力和权力区分开来。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很复杂，在很多时候，两者是交织的；但是确实存在着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影响力，例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来自其言论的说服力而和权力无关。影响力的典范莫过于印度的甘地。甘地没有公职，没有军队，也没有自己的政党，但是对印度人民拥有很大的道义感召力，从而对印度的政治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想，就此而言，退休后的达赖喇嘛和甘地是很类似的。

不久前，达赖喇嘛接受《星岛日报》总编辑王宁采访时表示，即使他全面退休后，如果有必要，他还是会出来参与同北京的对话。达赖喇嘛强调，过去十年，与北京官员的对话是由藏人民选官员准备和决定的，然后他们来问我。我当然支持他们。过去十年主要的责任是由他们承担的。根据具体情况，如果藏人民选政府决定要通过他参加对话，他一定会继续承担这个使命。

注意：在这里，达赖喇嘛谈到他在今后仍然可能继续承担与北京的对话。但是和过去有所不同。在过去，和北京对话是由流亡政府决定的，但事先要咨询他，要征得他的同意；今后和北京的对话也是由政府决定的，但无须再向他咨询和征得他认可，而是直接委任他去做这件事。达赖喇嘛说过，身为藏人，“只要有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托付，我将永不会舍弃政教公众事务”。显然，这和“垂帘听政”是不相干的。


胡平简介
　
胡平，一九四七年生于北京，七岁随母入川，六六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参加文革两年半，下乡插队五年，七三年底返回成都，又当了五年临时工，七八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七九年投入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八零年参加自由竞选，被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毕业后两年未分配工作，八三年分到北京出版社，八五年转至北京社科院，八七年一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八八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至九一年)，先後在《中国之春》杂志和《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