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ai Lama
18 February 2011
MUMBAI, India,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gestures as he speaks during a students gathering at the Mumbai University in Mumbai on 18 February 2011. The Dalai Lama said that recent popular uprisings in Egypt and Tunisia sat firmly in the tradition of non-violent protest espoused by the likes of India’s independence icon, Mahatma Gandhi.AFP/Getty Images/Punit Paranjpe/India
The Dalai Lama on Friday said recent popular uprisings in Egypt and Tunisia sat firmly in the tradition of non-violent protest espoused by the likes of India’s independence icon, Mahatma Gandhi.
The exiled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said the principles advocated by Gandhi had inspired US civil rights leader Martin Luther King and South Africa’s Nelson Mandela against apartheid.
“Many years ago, from the Philippines up to Chile, popular peaceful movement really brought a lot of change,” the 75-year-old former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said on a visit to India’s financial capital, Mumbai.
“Now the same thing has happened in Egypt and Tunisia without a single shot from the demonstrators. So, things are changing. They are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non-violence.”
The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that began last month in Tunisia and spread to Egypt sa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ake to the streets, successfully demanding the ouster of presidents Zine El Abidine Ben Ali and Hosni Mubarak.
Sporadic incidents of violence were reported, however, mainly between pro- and anti-government factions as the authorities tried to shut down the protests with force.
The Dalai Lama, who fled to India in 1959 after a failed uprising in Tibet against Chinese rule, said the world “really needs” to learn the principle of peaceful protest after many bloody wars in the last century.
“We should not consider non-violence as a sign of weakness but rather a sign of strength,” he told a neurosurgery conference at the Taj Mahal Palace hotel, which itself was the focus of the deadly 2008 Mumbai attacks that killed 166.
“The 20th century became a century of bloodshed… If that immense violence, including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had brought some kind of peace to the world, maybe there would have been some sort of justification,” he added.
“But that was not the case…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be the century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peaceful society.
VOICE OF FREEDOM blog is representing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and have no voice under communist China. This blog provides articles, poems, letters, stories and even thoughts and comments on Tibet issue. This blog also provides translations from Tibetan and Chinese to English. I welcome everyone to enjoy this blog and put up a line of your thoughts and comments share with us.
My country "Tibet" a hell on Earth
Friday, February 18, 2011
赠与朱瑞，这雪域的雪……
作者：唯色
来源：观察
读着《拉萨好时光》，就像是看见清澈湖水的倒影，呈现出深爱拉萨的朱瑞。于是我想起，多年前，我们都在拉萨的时候，每每与朱瑞在一起，总是见她拿着一个小小的本子，只要听到拉萨的典故、歌谣、谚语，或者一个陌生的藏语词汇，她都会着急地一边追问，一边匆匆地记录。我见过那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不过我不知道像那样的本子，朱瑞她在拉萨的时候积攒了多少个。
读着《拉萨好时光》，其实只是最开头的引子，已经让我的眼睛湿润。也许别人会以为朱瑞在虚构昔日的拉萨，因为她写的达姆热正是今日所说的拉鲁湿地，而拉鲁湿地哪里有半点过去达姆热的影子？可是前不久我回到拉萨，与一位写作古典诗歌的老人谈起消失的拉萨，他说甚至到了1960 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可以看见流沙河一带有黑颈鹤在飞翔，这让他想起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句“白羽之仙鹤，请借我双翅；不飞往远处，到理塘就回”，这表明当年仓央嘉措从宗角鲁康眺望远方，常常目睹那样的美妙情景，故而写下对来世的预言。当然，流沙河被填没也有三十多年了，如今密布着汽车修理厂、水果批发市场和无数的商铺、饭肆，以及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
读着《拉萨好时光》，想起在老诗人的家里，众人对朱瑞由衷的称赞，虽然一别已过十年，还都记得她是那么喜欢听拉萨的老故事，知书达礼的她、温文尔雅的她、善解人意的她，至今让认识她的藏人们深觉与印象中的汉人很不一样。我其实写过当年离别前夕的情景：
一个过去的贵族用已经衰老的声音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狼与狼，也不是狼与羊，所以我们是朋友，这跟民族无关。
于是那个将要告别西藏的人儿不禁落泪。
哈达。敬酒歌。流动的盛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有一首敬酒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在雪域下了很多的雪，像一朵朵花儿盛开，簇拥着一座金子一般的塔。啊，我的精神，我的欢乐，我的梦。
我还写过朱瑞的，在另一篇散文中，我们一起去哲蚌寺。朱瑞说，有本书上讲，我每次去哲蚌寺，都觉得回到了一千年以前。
朱瑞突然生起一念。她要从昌都搭车去德格。然后是甘孜。炉霍。道孚。康定。二郎山。那是我走过的路线。一路的无法形容的美啊。这个担心再不走一回就老了的汉族女人。她很想赶在从此一别之前这么走一回。哈尔滨，她的家。往后就是加拿大了。她难过地说，可我很想住在这里啊。为什么天文历算所的卦说我不适宜留下呢？她几乎要哭了。
也许会有人在读到朱瑞的《拉萨好时光》时像我一样，想起一部名为《The Lost World of Tibet》的纪录片。我看过三四遍了，昨晚又看了一遍，但我依然不认为它是凭吊者的挽歌，虽然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现实理由在为挽歌注解，就像影片中有个镜头虽一闪即逝，却可以瞥见图伯特的辉煌，但已是最后的辉煌，如夕阳西下，或如回光返照。
那是1958 年的秋天，为通过最高学位的考试，尊者达赖喇嘛先是去哲蚌寺和色拉寺，与最出色的佛教学者辩论，而后又去了甘丹寺。彼时形势越发危艰，入侵者已经露出狰狞之色，只剩下几个月，不及24岁的尊者将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然而那天，阳光下，尊者他脚步轻盈，且微笑着，自如地展开绛红色的袈裟，这一瞬间，完全铺满整整一座山的甘丹寺出现了：从旺波日的这头到另一头，绵延而宽阔，重重又叠叠，刚刚刷白的墙体，火红的殿堂，闪光夺目的金顶，被飘飘欲飞的袈裟辉映着，示现了一个绛红色的佛之邦土。
如果此时有歌声响起，应该是《拉萨好时光》里，从藏戏《朗萨雯波》中摘录的歌谣：
知道生的末尾是死
不敢贪恋人生
知道聚的末尾是散
不敢贪恋友情……
或者，是宗喀巴大师在亲自建立了毁于文化大革命的甘丹寺后，向万千信众开示：
一切有为法，都呈无常相，
积聚皆销散，崇高必坠落，
合会终别离，有命咸归死。
且容我将这些文字赠与挚友朱瑞，这是她前生、来世之故乡的雪……
2010/12/29，于北京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unday, February 13, 2011
来源：观察
读着《拉萨好时光》，就像是看见清澈湖水的倒影，呈现出深爱拉萨的朱瑞。于是我想起，多年前，我们都在拉萨的时候，每每与朱瑞在一起，总是见她拿着一个小小的本子，只要听到拉萨的典故、歌谣、谚语，或者一个陌生的藏语词汇，她都会着急地一边追问，一边匆匆地记录。我见过那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不过我不知道像那样的本子，朱瑞她在拉萨的时候积攒了多少个。
读着《拉萨好时光》，其实只是最开头的引子，已经让我的眼睛湿润。也许别人会以为朱瑞在虚构昔日的拉萨，因为她写的达姆热正是今日所说的拉鲁湿地，而拉鲁湿地哪里有半点过去达姆热的影子？可是前不久我回到拉萨，与一位写作古典诗歌的老人谈起消失的拉萨，他说甚至到了1960 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可以看见流沙河一带有黑颈鹤在飞翔，这让他想起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句“白羽之仙鹤，请借我双翅；不飞往远处，到理塘就回”，这表明当年仓央嘉措从宗角鲁康眺望远方，常常目睹那样的美妙情景，故而写下对来世的预言。当然，流沙河被填没也有三十多年了，如今密布着汽车修理厂、水果批发市场和无数的商铺、饭肆，以及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
读着《拉萨好时光》，想起在老诗人的家里，众人对朱瑞由衷的称赞，虽然一别已过十年，还都记得她是那么喜欢听拉萨的老故事，知书达礼的她、温文尔雅的她、善解人意的她，至今让认识她的藏人们深觉与印象中的汉人很不一样。我其实写过当年离别前夕的情景：
一个过去的贵族用已经衰老的声音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狼与狼，也不是狼与羊，所以我们是朋友，这跟民族无关。
于是那个将要告别西藏的人儿不禁落泪。
哈达。敬酒歌。流动的盛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有一首敬酒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在雪域下了很多的雪，像一朵朵花儿盛开，簇拥着一座金子一般的塔。啊，我的精神，我的欢乐，我的梦。
我还写过朱瑞的，在另一篇散文中，我们一起去哲蚌寺。朱瑞说，有本书上讲，我每次去哲蚌寺，都觉得回到了一千年以前。
朱瑞突然生起一念。她要从昌都搭车去德格。然后是甘孜。炉霍。道孚。康定。二郎山。那是我走过的路线。一路的无法形容的美啊。这个担心再不走一回就老了的汉族女人。她很想赶在从此一别之前这么走一回。哈尔滨，她的家。往后就是加拿大了。她难过地说，可我很想住在这里啊。为什么天文历算所的卦说我不适宜留下呢？她几乎要哭了。
也许会有人在读到朱瑞的《拉萨好时光》时像我一样，想起一部名为《The Lost World of Tibet》的纪录片。我看过三四遍了，昨晚又看了一遍，但我依然不认为它是凭吊者的挽歌，虽然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现实理由在为挽歌注解，就像影片中有个镜头虽一闪即逝，却可以瞥见图伯特的辉煌，但已是最后的辉煌，如夕阳西下，或如回光返照。
那是1958 年的秋天，为通过最高学位的考试，尊者达赖喇嘛先是去哲蚌寺和色拉寺，与最出色的佛教学者辩论，而后又去了甘丹寺。彼时形势越发危艰，入侵者已经露出狰狞之色，只剩下几个月，不及24岁的尊者将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然而那天，阳光下，尊者他脚步轻盈，且微笑着，自如地展开绛红色的袈裟，这一瞬间，完全铺满整整一座山的甘丹寺出现了：从旺波日的这头到另一头，绵延而宽阔，重重又叠叠，刚刚刷白的墙体，火红的殿堂，闪光夺目的金顶，被飘飘欲飞的袈裟辉映着，示现了一个绛红色的佛之邦土。
如果此时有歌声响起，应该是《拉萨好时光》里，从藏戏《朗萨雯波》中摘录的歌谣：
知道生的末尾是死
不敢贪恋人生
知道聚的末尾是散
不敢贪恋友情……
或者，是宗喀巴大师在亲自建立了毁于文化大革命的甘丹寺后，向万千信众开示：
一切有为法，都呈无常相，
积聚皆销散，崇高必坠落，
合会终别离，有命咸归死。
且容我将这些文字赠与挚友朱瑞，这是她前生、来世之故乡的雪……
2010/12/29，于北京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unday, February 13, 2011
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继续为藏人提供援助
西藏之声2月17日报导
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普雷姆•库马•杜马尔（Prem Kumar Dumal）于昨天（16日）接见流亡社区藏人传媒记者，就喜马歇尔邦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看法，以及第十七世噶玛巴事件等问题发表讲话，并承诺将继续为藏人提供各项援助。
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于昨天（16日）下午在位于达兰萨拉的岗拉（Kangra）县县长办公室接见十多位流亡藏人社区的传媒记者，并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是在世活菩萨。
杜马尔表示，（录音）在过去50年里，喜马歇尔邦政府一致尊崇和敬佩达赖喇嘛尊者，并认为达赖喇嘛是真正的活菩萨，该邦在过去高度重视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问题，并为此采取各种保护措施，未来也将会更加重视，因此，敬请大家完全放心。
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就印度有关媒体之前报道的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有可能是中共政府的间谍的问题上表示，（录音）报道上述问题的任何媒体都可以进行批评，但是，喜马歇尔邦政府方面一直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有关言教，为此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除此之外，就这些钱是否来源于中国、有谁提供以及其用途等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喜马歇尔邦与达赖喇嘛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坚信像达赖喇嘛尊者强调的那样，正义必将会取胜。
杜马尔还表示，（录音）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确保居住在喜马歇尔邦境内的印度民众、藏人或外国人士的安全，而这些民众不受无端指责，并为此获得法律援助是很重要，虽然在这方面喜马歇尔邦不能全权负责，则必须有印度中央政府来做决定，但是喜马歇尔邦政府将会像过去50年一样，继续对藏人提供各项援助和支持。
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普雷姆•库马•杜马尔（Prem Kumar Dumal）于昨天（16日）接见流亡社区藏人传媒记者，就喜马歇尔邦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看法，以及第十七世噶玛巴事件等问题发表讲话，并承诺将继续为藏人提供各项援助。
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于昨天（16日）下午在位于达兰萨拉的岗拉（Kangra）县县长办公室接见十多位流亡藏人社区的传媒记者，并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是在世活菩萨。
杜马尔表示，（录音）在过去50年里，喜马歇尔邦政府一致尊崇和敬佩达赖喇嘛尊者，并认为达赖喇嘛是真正的活菩萨，该邦在过去高度重视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问题，并为此采取各种保护措施，未来也将会更加重视，因此，敬请大家完全放心。
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就印度有关媒体之前报道的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有可能是中共政府的间谍的问题上表示，（录音）报道上述问题的任何媒体都可以进行批评，但是，喜马歇尔邦政府方面一直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有关言教，为此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除此之外，就这些钱是否来源于中国、有谁提供以及其用途等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喜马歇尔邦与达赖喇嘛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坚信像达赖喇嘛尊者强调的那样，正义必将会取胜。
杜马尔还表示，（录音）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确保居住在喜马歇尔邦境内的印度民众、藏人或外国人士的安全，而这些民众不受无端指责，并为此获得法律援助是很重要，虽然在这方面喜马歇尔邦不能全权负责，则必须有印度中央政府来做决定，但是喜马歇尔邦政府将会像过去50年一样，继续对藏人提供各项援助和支持。
- 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灵（完整版） [动向 ] (2月18日 )
发布者：动向 - 2月18日
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灵（完整版）
作者：李江琳
转自：独立评论
来源：动向
这篇文章在《动向》2011年2月号刊登时，由于字数限制有删节。这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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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仁波切曾告诉我，文革后，青海的藏族老干部扎喜旺徐一再要求邓小平对1958年青海的“平叛”予以平反。在他的坚持下，青海省调来各州县的有关档案，在严密戒备下重新审查当年的“平叛”。档案中呈现的事实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当年的镇压，可以说是对少数民族血债累累。这些档案被下令重新封存，“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恐怕老百姓难能一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青海藏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可靠的资料非常难找，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
在正常情况下，人口是一个社会最稳定的数据，因为人口变动是集体行为结果，不是一两个人想变就能变的。 而且，人口数据大多是所谓“官方数据”，无论是普查、抽查或者根据税收等数据推算，其最终依据通常都是政府的官方资料。 中国在1953年和1964年经行过两次人口普查。在研究五十年代藏地历史的时候，青海省玉树州和果洛州的藏人人口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找到一些公开出版的人口资料，选出三本书作为比对：一是1987年由青海省计划生育宣传中心出版的“内部读物”《青海人口》，作者冯浩华；其二是1989 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青海分册》， 冯浩华是编委之一；其三是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出版，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的《青海藏族人口》。
一般地说，此类资料越晚出版的越准确，因为有机会勘正以前可能发生的误差和错漏；另外，政府专职办公室发布的数据应该比较权威。根据这一规律，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出版的《青海藏族人口》应最为可靠。可是，比较这三本专著中的一些数字，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953年人口数字之谜
检查错误人口数字的一个办法是，各类人口数据之间有一定的逻辑联系，比如总数、比例和增长率，互相牵连在一起。在电脑统计软件还没有普遍应用的时代，在一个数字上动过手脚，必定留下统计学上不一致的痕迹。
1953 年是我考察的起点，那一年青海省到底有多少藏人？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告诉我们：“建国后，从1950年至今，历年都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1950 年，全省人口为1518305，其中藏族人口为435335，占全省总人口的28. 62%，到1957年，增长为513415，年平均增长率为2.41%。”（《青海藏族人口》17页）。从这些数据不难推算，1953年青海藏族人口约为 467574人。
可是，该书第二章却又提供了另一组明指1953年藏人人口的数字：“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青海藏族人口为 251959人， 占全国藏族总人口的9%。”（《青海藏族人口》22页）这个数据比前一数据减少了215615人，相差约一半。这显然无法用正常的统计误差来解释。
玉树州的藏人人口
为了做出判断，只能比对其他来源的数字。根据冯浩华提供的数据，玉树州1953年的藏人人口为12.64万人（《青海人口》160页）。《中国人口青海分册》和2005年出版的《玉树州志》（26页）提供的数据都是126383人，看来是同一来源，这个数字与冯浩华的数字基本一致。
根据《中国人口·青海分册》，1964年，玉树州人口为102012，比1953年减少了24371人，负增长23.89%，平均每年负增长1.97%（《中国人口·青海分册》199页）。人口负增长必有灾难发生。在1953到1964这十年中，玉树州发生了两个影响到人口数量的重大事件：1.战争， 2.饥荒。这两大事件都发生在1958年之后。在1953年到1958年这5年间，玉树并未发生天灾人祸，人口不可能没有自然增长。要弄清楚1953年到 1964年玉树人口的变化，必须找到1957/1958年的玉树藏人人口数据。
《玉树州志》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该州1956-1996年各民族人口统计表（《玉树州志》 107-108页），但是缺1958年。根据这份人口资料，就算1958年藏人人口与1957年相同，即159419人，亦可看出，在1958年玉树州爆发战争，一年后玉树州藏族人口减少了6209人。到1961年，玉树州人口总量为93095人，其中还包括几千名驻军，也就是说，1961年，玉树州的藏人人口约为9万以下。此数据显示，1958-1961四年的战争，导致玉树藏人人口至少减少69419人，超过1953年玉树总人口的一半。到1964 年，玉树藏人口略有回升，但从1957到1964年统算，玉树人口仍然减少了54850人，即38.7%，超过1958年玉树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1953-1964年果洛人口数据
在《果洛州志》158-159页中，该州1953年总人口54662人。《果洛州志》171页提供的1964年果洛州藏族人口数据为50875人，根据该数据，1953到1964年果洛州减少了3787人。
可是，《青海人口》中提供的数据是，1953年果洛州人口实为10.03万人，1964年的人口数据为5.61万人。二者相比，《果洛州志》中1964年的人口数字相同，而1953年的人口基数却被“腰斩”，只相当于冯浩华数据的一半左右。
《中国人口·青海分册》列出1953年果洛州人口数字为100343，其中包括1952年“果洛工作团”和“果洛骑兵支队”共715人。减去这 715，1953年果洛人口实为99628。根据这个数据，1964年，果洛州人口比1953年减少48753人，即减少了48.9%。也就是说，该州和玉树一样，有近一半藏人人口在那几年里消失了。
《果洛州志》中有另一组与果洛人口有关的数据，即1961年该州划分阶级成份的数据：
“结合反封建斗争，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了划分阶级成份工作。至1961年6月， 共划牧主712户、2848人， 占总人口的4.43%；富牧855户、3420 人，占总人口的5.32%； 中、贫牧1268 户、57965 人，占总人数的90.24%。” （《果洛州志》266-267页）
“划分阶级成份”是在果洛牧民中进行的，与军队、移民无关，而且“划分成份”是一项落实到各家各户的工作，因此，该数据是相当有用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个数据，1961年果洛州藏人人口数字为64233人，比《果洛州志》提供的1961年该州总人口数还多出一万多人。
以《青海人口》中果洛州1953年藏人人口99628减去64233，即使不考虑前几年的自然增长数，果洛州在“平叛”高峰的1958到1961年中，至少减少了35395人，达35.53 %，超过了1953年果洛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1961年到1964年的三年中，果洛人口持续下降至50875人，又减少了13358人。无论是直接计算还是分为两个阶段来计算，得出的是同样的数据：果洛州1964年比1953年至少减少了48753人，而非《果洛州志》列出的3787人。
根据以上比对分析，可以确认的是：“平叛”和大饥荒导致青海果洛、玉树这两个自治州的藏人人口至少“减少”了118172人。
《青海藏族人口》中的数字动了什么手脚
本文开头指出，按照《青海藏族人口》中1950年藏族人口数及年增长率推算，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为467574。再根据1953、1964年青海藏人在各州市的分布和比重表，可以推算出青海各州藏人的人口数，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从1953年到1964年，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人口下降幅度令人震惊。
正是这一原因，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青海藏族人口》给出了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251959这个数字，《果洛州志》也把1953年的人口数据做了同样削减。这个数字和其他人口数字都无法吻合，留下了篡改单一数据的破绽。这一篡改使得计算上1953年到1964年的人口不是骤减，而是增加。“腰斩”1953年人口数的秘密就在这里。
《果洛州志》的编者和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似乎都没有想过，修改人口数据“牵一发动全身”，要改得天衣无缝，必须对那些年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做出相应修改，并非把人口基数“腰斩”那么简单。任意修改数据，必定破绽百出。
《玉树州志》提供了1958-1962在战争历年被“歼灭”的“叛匪”人数，总计是76725人，相当于该州1959年藏人人口153270的 50.06 %；而如果根据《青海藏族人口》那个被“腰斩”后的人口基数计算，1953年玉树州人口为77628人， 4年中被“歼灭”近76725人后，3年后的1964年居然还有近10万人！
《果洛州志》中也有一组1958年的“叛匪”数据：“1958 年8 月……果洛州煽动和裹胁参加叛乱总户数10673户，人数达44523人。”（《果洛州志》423页） 《果洛州志》提供的1958年人口数据减去“非农业人口”为48219人，也就是说，1958年果洛州的总人口，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几乎全部“叛”了。这是违背常识的。
《果洛州志》记载的“参加叛乱”总人数可以旁证，该书中的1953年藏人人口数据54662已经是大为缩小的结果，而《青海藏族人口》中，根据全省藏族总人口251959 推算出的果洛藏族人口33259则更是人为编造。1958年“参加叛乱”总数的统计应该是较为可靠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涉及到对这些人的政治处理（惩罚和后来的平反赔偿）。根据这一数字，符合常识的结论是，1953年果洛藏人总数据，最接近真实的是《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提供的10万左右。
在《青海人口》的最后一页，冯浩华留下了立此存照的说明：
“本书在进行第二校时，突然得知青海省公安厅和青海省统计局关于调整果洛藏族自治州1949年到1955年人口总数决定的报告，省政府已经同意批准。由于调整了果洛州人口数字，由此也相应的调整了过去已经公布过的1949年到1955年全省总人口数字和1950年到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数字。所以，根据省公安厅和省统计局修正了的人口数字，本书原来使用了的过去公布过的人口数字，相应的按最新调整的人口数字进行了校正。特此说明。”（《青海人口》350页）
人口性别比之谜
冯浩华的《青海人口》列出了玉树、果洛两州三次人口统计中的性别比数据（《青海人口》31页）：
果洛州： 1953年100.60 1964年88.89 1982年99.35
玉树州： 1953年100.95 1964年80.21 1982年92.51
这组数据显示，1964年的人口统计中，这两个州的男性人口大幅减少。
1962年2月2日新华社内参中，有篇题为“青海牧区妇女的要求”的文章亦提及：“果洛、玉树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的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一比十几。”
这两个州的青壮年男性牧民到哪里去了？ 有关“平叛”的资料和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他们在1958-1961年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用现代作战方式大规模“歼灭”。除了死、伤、失踪之外，还有至少3万多人被判刑和“集训”，期间有相当数量的人死亡。有些部落，解放军所到之处，将青壮男子统统抓起来，很多人就此下落不明。短短几年间，果洛、玉树男女比例成一比七甚至一比十几，这个数字背后的事实是，那些部落里已经没有青壮男人了，部落已经濒临灭绝。那里的藏人所经历的生命损失，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绝不为过。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面前只剩下这些枯燥的人口统计数字。那些数字里，每个“1”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一个一个的“1”，成千成万，就这样静静消失在青海高原的牧草下面。
发布者：动向 - 2月18日
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灵（完整版）
作者：李江琳
转自：独立评论
来源：动向
这篇文章在《动向》2011年2月号刊登时，由于字数限制有删节。这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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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仁波切曾告诉我，文革后，青海的藏族老干部扎喜旺徐一再要求邓小平对1958年青海的“平叛”予以平反。在他的坚持下，青海省调来各州县的有关档案，在严密戒备下重新审查当年的“平叛”。档案中呈现的事实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当年的镇压，可以说是对少数民族血债累累。这些档案被下令重新封存，“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恐怕老百姓难能一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青海藏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可靠的资料非常难找，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
在正常情况下，人口是一个社会最稳定的数据，因为人口变动是集体行为结果，不是一两个人想变就能变的。 而且，人口数据大多是所谓“官方数据”，无论是普查、抽查或者根据税收等数据推算，其最终依据通常都是政府的官方资料。 中国在1953年和1964年经行过两次人口普查。在研究五十年代藏地历史的时候，青海省玉树州和果洛州的藏人人口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找到一些公开出版的人口资料，选出三本书作为比对：一是1987年由青海省计划生育宣传中心出版的“内部读物”《青海人口》，作者冯浩华；其二是1989 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青海分册》， 冯浩华是编委之一；其三是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出版，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的《青海藏族人口》。
一般地说，此类资料越晚出版的越准确，因为有机会勘正以前可能发生的误差和错漏；另外，政府专职办公室发布的数据应该比较权威。根据这一规律，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出版的《青海藏族人口》应最为可靠。可是，比较这三本专著中的一些数字，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953年人口数字之谜
检查错误人口数字的一个办法是，各类人口数据之间有一定的逻辑联系，比如总数、比例和增长率，互相牵连在一起。在电脑统计软件还没有普遍应用的时代，在一个数字上动过手脚，必定留下统计学上不一致的痕迹。
1953 年是我考察的起点，那一年青海省到底有多少藏人？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告诉我们：“建国后，从1950年至今，历年都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1950 年，全省人口为1518305，其中藏族人口为435335，占全省总人口的28. 62%，到1957年，增长为513415，年平均增长率为2.41%。”（《青海藏族人口》17页）。从这些数据不难推算，1953年青海藏族人口约为 467574人。
可是，该书第二章却又提供了另一组明指1953年藏人人口的数字：“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青海藏族人口为 251959人， 占全国藏族总人口的9%。”（《青海藏族人口》22页）这个数据比前一数据减少了215615人，相差约一半。这显然无法用正常的统计误差来解释。
玉树州的藏人人口
为了做出判断，只能比对其他来源的数字。根据冯浩华提供的数据，玉树州1953年的藏人人口为12.64万人（《青海人口》160页）。《中国人口青海分册》和2005年出版的《玉树州志》（26页）提供的数据都是126383人，看来是同一来源，这个数字与冯浩华的数字基本一致。
根据《中国人口·青海分册》，1964年，玉树州人口为102012，比1953年减少了24371人，负增长23.89%，平均每年负增长1.97%（《中国人口·青海分册》199页）。人口负增长必有灾难发生。在1953到1964这十年中，玉树州发生了两个影响到人口数量的重大事件：1.战争， 2.饥荒。这两大事件都发生在1958年之后。在1953年到1958年这5年间，玉树并未发生天灾人祸，人口不可能没有自然增长。要弄清楚1953年到 1964年玉树人口的变化，必须找到1957/1958年的玉树藏人人口数据。
《玉树州志》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该州1956-1996年各民族人口统计表（《玉树州志》 107-108页），但是缺1958年。根据这份人口资料，就算1958年藏人人口与1957年相同，即159419人，亦可看出，在1958年玉树州爆发战争，一年后玉树州藏族人口减少了6209人。到1961年，玉树州人口总量为93095人，其中还包括几千名驻军，也就是说，1961年，玉树州的藏人人口约为9万以下。此数据显示，1958-1961四年的战争，导致玉树藏人人口至少减少69419人，超过1953年玉树总人口的一半。到1964 年，玉树藏人口略有回升，但从1957到1964年统算，玉树人口仍然减少了54850人，即38.7%，超过1958年玉树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1953-1964年果洛人口数据
在《果洛州志》158-159页中，该州1953年总人口54662人。《果洛州志》171页提供的1964年果洛州藏族人口数据为50875人，根据该数据，1953到1964年果洛州减少了3787人。
可是，《青海人口》中提供的数据是，1953年果洛州人口实为10.03万人，1964年的人口数据为5.61万人。二者相比，《果洛州志》中1964年的人口数字相同，而1953年的人口基数却被“腰斩”，只相当于冯浩华数据的一半左右。
《中国人口·青海分册》列出1953年果洛州人口数字为100343，其中包括1952年“果洛工作团”和“果洛骑兵支队”共715人。减去这 715，1953年果洛人口实为99628。根据这个数据，1964年，果洛州人口比1953年减少48753人，即减少了48.9%。也就是说，该州和玉树一样，有近一半藏人人口在那几年里消失了。
《果洛州志》中有另一组与果洛人口有关的数据，即1961年该州划分阶级成份的数据：
“结合反封建斗争，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了划分阶级成份工作。至1961年6月， 共划牧主712户、2848人， 占总人口的4.43%；富牧855户、3420 人，占总人口的5.32%； 中、贫牧1268 户、57965 人，占总人数的90.24%。” （《果洛州志》266-267页）
“划分阶级成份”是在果洛牧民中进行的，与军队、移民无关，而且“划分成份”是一项落实到各家各户的工作，因此，该数据是相当有用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个数据，1961年果洛州藏人人口数字为64233人，比《果洛州志》提供的1961年该州总人口数还多出一万多人。
以《青海人口》中果洛州1953年藏人人口99628减去64233，即使不考虑前几年的自然增长数，果洛州在“平叛”高峰的1958到1961年中，至少减少了35395人，达35.53 %，超过了1953年果洛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1961年到1964年的三年中，果洛人口持续下降至50875人，又减少了13358人。无论是直接计算还是分为两个阶段来计算，得出的是同样的数据：果洛州1964年比1953年至少减少了48753人，而非《果洛州志》列出的3787人。
根据以上比对分析，可以确认的是：“平叛”和大饥荒导致青海果洛、玉树这两个自治州的藏人人口至少“减少”了118172人。
《青海藏族人口》中的数字动了什么手脚
本文开头指出，按照《青海藏族人口》中1950年藏族人口数及年增长率推算，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为467574。再根据1953、1964年青海藏人在各州市的分布和比重表，可以推算出青海各州藏人的人口数，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从1953年到1964年，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人口下降幅度令人震惊。
正是这一原因，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青海藏族人口》给出了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251959这个数字，《果洛州志》也把1953年的人口数据做了同样削减。这个数字和其他人口数字都无法吻合，留下了篡改单一数据的破绽。这一篡改使得计算上1953年到1964年的人口不是骤减，而是增加。“腰斩”1953年人口数的秘密就在这里。
《果洛州志》的编者和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似乎都没有想过，修改人口数据“牵一发动全身”，要改得天衣无缝，必须对那些年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做出相应修改，并非把人口基数“腰斩”那么简单。任意修改数据，必定破绽百出。
《玉树州志》提供了1958-1962在战争历年被“歼灭”的“叛匪”人数，总计是76725人，相当于该州1959年藏人人口153270的 50.06 %；而如果根据《青海藏族人口》那个被“腰斩”后的人口基数计算，1953年玉树州人口为77628人， 4年中被“歼灭”近76725人后，3年后的1964年居然还有近10万人！
《果洛州志》中也有一组1958年的“叛匪”数据：“1958 年8 月……果洛州煽动和裹胁参加叛乱总户数10673户，人数达44523人。”（《果洛州志》423页） 《果洛州志》提供的1958年人口数据减去“非农业人口”为48219人，也就是说，1958年果洛州的总人口，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几乎全部“叛”了。这是违背常识的。
《果洛州志》记载的“参加叛乱”总人数可以旁证，该书中的1953年藏人人口数据54662已经是大为缩小的结果，而《青海藏族人口》中，根据全省藏族总人口251959 推算出的果洛藏族人口33259则更是人为编造。1958年“参加叛乱”总数的统计应该是较为可靠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涉及到对这些人的政治处理（惩罚和后来的平反赔偿）。根据这一数字，符合常识的结论是，1953年果洛藏人总数据，最接近真实的是《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提供的10万左右。
在《青海人口》的最后一页，冯浩华留下了立此存照的说明：
“本书在进行第二校时，突然得知青海省公安厅和青海省统计局关于调整果洛藏族自治州1949年到1955年人口总数决定的报告，省政府已经同意批准。由于调整了果洛州人口数字，由此也相应的调整了过去已经公布过的1949年到1955年全省总人口数字和1950年到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数字。所以，根据省公安厅和省统计局修正了的人口数字，本书原来使用了的过去公布过的人口数字，相应的按最新调整的人口数字进行了校正。特此说明。”（《青海人口》350页）
人口性别比之谜
冯浩华的《青海人口》列出了玉树、果洛两州三次人口统计中的性别比数据（《青海人口》31页）：
果洛州： 1953年100.60 1964年88.89 1982年99.35
玉树州： 1953年100.95 1964年80.21 1982年92.51
这组数据显示，1964年的人口统计中，这两个州的男性人口大幅减少。
1962年2月2日新华社内参中，有篇题为“青海牧区妇女的要求”的文章亦提及：“果洛、玉树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的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一比十几。”
这两个州的青壮年男性牧民到哪里去了？ 有关“平叛”的资料和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他们在1958-1961年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用现代作战方式大规模“歼灭”。除了死、伤、失踪之外，还有至少3万多人被判刑和“集训”，期间有相当数量的人死亡。有些部落，解放军所到之处，将青壮男子统统抓起来，很多人就此下落不明。短短几年间，果洛、玉树男女比例成一比七甚至一比十几，这个数字背后的事实是，那些部落里已经没有青壮男人了，部落已经濒临灭绝。那里的藏人所经历的生命损失，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绝不为过。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面前只剩下这些枯燥的人口统计数字。那些数字里，每个“1”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一个一个的“1”，成千成万，就这样静静消失在青海高原的牧草下面。
Thursday, February 17, 2011
Friday, February 11, 2011
Tuesday, February 8, 2011
Buddha’s not smiling
February 01, 2011
By Dibyesh Anand
‘Is the Karmapa a Chinese spy?’ ‘Is the possible successor to the Dalai Lama a Chinese mole?’ ‘Is this another clever ploy of China to take control of the border regions?’ The media have gone berserk with speculations about the Karmapa Lama. Sadly, the coverage has failed to do any groundwork research. This episode not only exposes the way the Indian media works but also jolts the Tibetan faith in Indian democracy and harms India’s long-term interests in Tibet.
The police raid found a few crore rupees worth of cash. At most, this may be a case of financial irregularity or non-transparent dealings by the managers of the Karmapa’s monastery for which they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a person being a spy for another country is a serious matter. It destroys his or her reputation. The news stories reflect a witch-hunt and betray the lack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 life in India.
Ogyen Trinley Dorje is the 17th Karmapa, the oldest lineage in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head of the Karma Kagyu sect. He is one of the rare lamas recognised by both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re is nothing conspiratorial about it. Throughout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China was more accommodative of Tibet-based religious figures, consult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choice of reincarn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other lamas in exile. This accommodativeness came to an end with the crisis over the Panchen Lama’s reincarnation in 1995.
The Karmapa’s selection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16th Karmapa was not without its own controversy as there is a rival candidate, Trinley Thaye Dorje, who had the backing of a senior Karma Kagyu figure, the Shamarpa. The Shamarpa is reputed to have close connections within the Indian security establishment and bureaucracy. But most Tibetans have accepted the Dalai Lama’s choice. In fact, within China-controlled Tibet, veneration for the Karmapa is next only to that of the Dalai Lama. Even within the Gelug (the sect of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monasteries in Tibet, one comes across the Karmapa’s picture and it is clear that for ordinary Tibetans, the Karmapa’s proximity to the Dalai Lama adds to his sacredness.
It is true that the Karmapa has avoided making anti-China political statements and Beijing has therefore not denounced him. Again, there is nothing suspicious about this. The Chinese had refused to openly criticize even the Dalai Lama in 1959 until he made a public statement after his exile.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denounce the Karmapa 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another globally recognized figurehead around which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will mobilize. Moreover, in recent history, Karmapas have avoided overly political positions since in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State, the Gelug sect was dominant. By focusing solely on religious affairs, the present 17th Karmapa is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his previous reincarnation.
It is unfortunate that without appreciating the nuances of sectarian politics within Tibetan Buddh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the Indian media portrayed the Karmapa’s apolitical stance as suspicious. Continuing speculation about the Karmapa’s escape from Tibet in 1999 reminds me of a Japanese conspiracy theory film where the filmmaker argued that he was ‘sent’ to Sikkim to get control over the ‘Black Hat’ kept in Rumtek monastery in Sikkim. Interestingly, this film was given to me in Beijing!
Decades of repress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not been able to shake the belief that Tibetans have in their lamas. The Indian media’s onslaught on the Karmapa will only reaffirm Tibetan respect for the Karmapa. But it will certainly backfire for India as follower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exile, in the border regions, in Tibet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resent this humiliation of the religious figure. Had it been the Shahi Imam or Baba Ramdev, would the media have taken such liberties in going to town with such an unconfirmed story?
Hardline officials in China must be laughing their heads off at the Indian media circus. They know that this will not only create confusion in the exiled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but will also create a disenchantment about India among Tibetans inside China. India has let the Tibetans down on many occasions since the late 1940s when the latter sought help and support in making their claims for independence internationally and in 1954 when the Panchsheel agreement was signed with China over the old Tibetan State. India has provided refuge to more than 100,000 Tibetan exiles. But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 exiled lamas provide a stability and keep the people in the borderlands pacified in a manner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Indian military. Tibetans are over-generous with their gratitude to their Indian hosts and are hesitant in reminding India of a small inconvenient truth: until 1951, the disputed border regions were neither Chinese nor Indian but Tibetan. In return, the very least Indians could do is not malign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s before they are even proved guilty of their misdemeanor. Is that too much to ask?
Dibyesh Anan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Westminster University, London and the
author of Tibet: A Victim of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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